年轻人如何被“洗脑”成“圣战士”
来源：张信哲欧宝 发布时间：2025-10-27 23:49:36
博拉在一家水烟馆里抽水烟。他这样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是极端组织最为中意的“猎物”。
德国是极端组织关注的国家之一。德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显示，极端组织喜欢招募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人生目标不明确的年轻人。汉堡市的贾马尔和博拉曾是这样的年轻人，被“洗脑”后加入了极端组织。贾马尔还成为极端组织招募“圣战士”的“猎手”，搜寻那些容易捕获的“猎物”。
Hinkelstein本是德国汉堡市一间咖啡屋，后被改造成一座水烟馆。墙上悬挂的飞镖靶换成了阿拉伯书法，桌椅板凳换成了波斯地毯，进出的顾客都是。
昏暗的灯光下，贾马尔吸着水烟。23岁的他儿时随父母从黎巴嫩移民至德国汉堡，有着举重运动员一般厚实的背部，头发修剪有型，胡须剃得很干净。吸了一口水烟，他把烟雾吐在空中，然后把水烟筒递给坐在他身边的男子博拉。
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称，这一幕在2010年时常发生，当时贾马尔在叔叔开的三明治店打工。再往前，2008年，贾马尔还在上学。那时，他陷入了人生的低潮期：父母离婚、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时常被老师批评……他感到困惑无助，想从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出解惑的方法，还把一些警句抄录下来，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些句子“根本没用”。
母亲嫁给一名改信教的德国人后，贾马尔下载了电子版《古兰经》，仔细阅读。2009年，他走进了这家水烟馆，被在这里秘密招募“圣战士”的极端组织“解放党”相中，并慢慢的变成为其汉堡分支的“猎手”。
“猎手”指的是招募“圣战士”的人，都是像贾马尔这样年轻、受过教育、善于表达的人。那些潜在的招募对象便是“猎物”。
“解放党”创建于1952年，是个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极端组织。2003年，德国政府宣布“解放党”为非法组织，该组织在德国的活动转入地下。
加入“解放党”后，贾马尔时常出现在这家水烟馆中。这里安静、隐蔽，是“猎手”捕捉“猎物”的绝佳地点。
当被问及如何捕捉“猎物”时，贾马尔说：“你首先得锁定他们。他们就像充电电池，你得给他们充电，放电，再充电……”
放电、充电，就是对“猎物”进行“洗脑”，灌输极端思想。德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显示，极端组织十分喜爱招募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人生目标不明确的年轻人。
有一段时间，贾马尔每天翻阅《圣经》，寻找里面的错误，还熟读《古兰经》，以便成为“无所不知者”。
贾马尔说：“德国人没有宗教基础，他们只喜欢研究哲学。”在水烟馆里，他常常宣讲康德及其关于人类局限性的学说。那些15岁至25岁的听众“可能连一半都没弄懂”，但仍然听得“如痴如醉”。
“在讲授这一些内容时，你得会创新，怎么讲都行。”贾马尔感觉自己在水烟馆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叔叔的三明治店里当售货员可没有这种感觉。
为了提高个人，他找来德国最有名的者之一皮埃尔·沃格尔的演讲视频，一遍一遍地看。到了水烟馆，他“现学现用”，海啸等自然灾害、美国和挪威等国发生的枪击事件，被他解读成“异教徒走入了迷途”。
对贾马尔这类老练的“猎手”来说，博拉这样的大男孩属于轻松捕获的“猎物”。
博拉比贾马尔小一岁，来自土耳其移民家庭，父亲开了一家零售商店，经营廉价进口商品，如打火机、手机套等。博拉感到迷惘，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总觉得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
博拉喜欢这家水烟馆，在这里，他们能够玩电脑游戏，还可以边喝伏特加边看影碟。
2010年1月，博拉在水烟馆里第一次见到了贾马尔。博拉说，贾马尔和另外4个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走进水烟馆。“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与众不同。”博拉说，“他们很安静，彼此如兄弟一般。我和朋友们谈论的尽是女人、电子游戏和足球，他们却谈论人生的意义、神是不是真的存在等话题，嘴里不时蹦出宇宙大爆炸、进化论等字眼，我们听都没听说过。”
对博拉来说，这只是一次偶遇。对贾马尔他们来说，这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捕捉“猎物”的有效方式。
和博拉熟识后，贾马尔开始对他施加影响。贾马尔承认：“这是精心设计的圈套。”先潜移默化，再逐渐加大对其的影响。
有时，博拉也会对贾马尔的话产生怀疑，这时贾马尔便告诉他，疑心来自魔鬼，它离博拉很近，“就如鞋底离你那么近”。
没过多久，这些新结识的“兄弟”就在博拉的日常生活中扎了根，上班时、下班后、晚上、踢球时，他的手机时常响起，电话那头，“兄弟”在“建议”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要见面，“兄弟”就会在他的面颊上吻一下。他们一起逛街，一起到海边散步，更多的时候，他们在水烟馆碰面。
“夺走他们之前的日常生活，再给他们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贾马尔说。
贾马尔招募的人当中，除了博拉，还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一个斯里兰卡餐馆侍者、一个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美国人。他带给他们的“新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们。
在学校里，博拉日渐感觉自己被疏远，觉得同学和老师都是些“世俗的人”。回到家中，他同父亲店里的顾客发生冲突，每每有顾客前来，博拉便凑上去，把贾马尔的那一套说辞搬出来，顾客对此很反感。
后来，“兄弟”要求博拉捐钱。“这是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组织。”“兄弟”说。
这引起了博拉的怀疑。“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前前后后的事情，感觉自己陷得太深了，决定退出。如果不退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身处阿富汗或巴基斯坦某个地方的极端组织训练营了。”
博拉的担心并非多余。极端组织一直比较关注德国，“基地”组织的宣传视频显示，很多德国年轻人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地区接受训练，之后回到德国。
与此同时，贾马尔也在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变化，他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我。不久，他换了手机号，不再与之前的那些“兄弟”联系。
2010年秋，贾马尔和博拉在汉堡一家水烟馆里见面，这一次，没有了“洗脑”，他俩终于能轻松畅谈了。
德国是极端组织关注的国家之一。德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显示，极端组织喜欢招募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人生目标不明确的年轻人。汉堡市的贾马尔和博拉曾是这样的年轻人，被“洗脑”后加入了极端组织。贾马尔还成为极端组织招募“圣战士”的“猎手”，搜寻那些容易捕获的“猎物”。
Hinkelstein本是德国汉堡市一间咖啡屋，后被改造成一座水烟馆。墙上悬挂的飞镖靶换成了阿拉伯书法，桌椅板凳换成了波斯地毯，进出的顾客都是。
昏暗的灯光下，贾马尔吸着水烟。23岁的他儿时随父母从黎巴嫩移民至德国汉堡，有着举重运动员一般厚实的背部，头发修剪有型，胡须剃得很干净。吸了一口水烟，他把烟雾吐在空中，然后把水烟筒递给坐在他身边的男子博拉。
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称，这一幕在2010年时常发生，当时贾马尔在叔叔开的三明治店打工。再往前，2008年，贾马尔还在上学。那时，他陷入了人生的低潮期：父母离婚、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时常被老师批评……他感到困惑无助，想从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出解惑的方法，还把一些警句抄录下来，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些句子“根本没用”。
母亲嫁给一名改信教的德国人后，贾马尔下载了电子版《古兰经》，仔细阅读。2009年，他走进了这家水烟馆，被在这里秘密招募“圣战士”的极端组织“解放党”相中，并慢慢的变成为其汉堡分支的“猎手”。
“猎手”指的是招募“圣战士”的人，都是像贾马尔这样年轻、受过教育、善于表达的人。那些潜在的招募对象便是“猎物”。
“解放党”创建于1952年，是个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极端组织。2003年，德国政府宣布“解放党”为非法组织，该组织在德国的活动转入地下。
加入“解放党”后，贾马尔时常出现在这家水烟馆中。这里安静、隐蔽，是“猎手”捕捉“猎物”的绝佳地点。
当被问及如何捕捉“猎物”时，贾马尔说：“你首先得锁定他们。他们就像充电电池，你得给他们充电，放电，再充电……”
放电、充电，就是对“猎物”进行“洗脑”，灌输极端思想。德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显示，极端组织十分喜爱招募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人生目标不明确的年轻人。
有一段时间，贾马尔每天翻阅《圣经》，寻找里面的错误，还熟读《古兰经》，以便成为“无所不知者”。
贾马尔说：“德国人没有宗教基础，他们只喜欢研究哲学。”在水烟馆里，他常常宣讲康德及其关于人类局限性的学说。那些15岁至25岁的听众“可能连一半都没弄懂”，但仍然听得“如痴如醉”。
“在讲授这一些内容时，你得会创新，怎么讲都行。”贾马尔感觉自己在水烟馆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叔叔的三明治店里当售货员可没有这种感觉。
为了提高个人，他找来德国最有名的者之一皮埃尔·沃格尔的演讲视频，一遍一遍地看。到了水烟馆，他“现学现用”，海啸等自然灾害、美国和挪威等国发生的枪击事件，被他解读成“异教徒走入了迷途”。
对贾马尔这类老练的“猎手”来说，博拉这样的大男孩属于轻松捕获的“猎物”。
博拉比贾马尔小一岁，来自土耳其移民家庭，父亲开了一家零售商店，经营廉价进口商品，如打火机、手机套等。博拉感到迷惘，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总觉得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
博拉喜欢这家水烟馆，在这里，他们能够玩电脑游戏，还可以边喝伏特加边看影碟。
2010年1月，博拉在水烟馆里第一次见到了贾马尔。博拉说，贾马尔和另外4个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走进水烟馆。“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与众不同。”博拉说，“他们很安静，彼此如兄弟一般。我和朋友们谈论的尽是女人、电子游戏和足球，他们却谈论人生的意义、神是不是真的存在等话题，嘴里不时蹦出宇宙大爆炸、进化论等字眼，我们听都没听说过。”
对博拉来说，这只是一次偶遇。对贾马尔他们来说，这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捕捉“猎物”的有效方式。
和博拉熟识后，贾马尔开始对他施加影响。贾马尔承认：“这是精心设计的圈套。”先潜移默化，再逐渐加大对其的影响。
有时，博拉也会对贾马尔的话产生怀疑，这时贾马尔便告诉他，疑心来自魔鬼，它离博拉很近，“就如鞋底离你那么近”。
没过多久，这些新结识的“兄弟”就在博拉的日常生活中扎了根，上班时、下班后、晚上、踢球时，他的手机时常响起，电话那头，“兄弟”在“建议”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要见面，“兄弟”就会在他的面颊上吻一下。他们一起逛街，一起到海边散步，更多的时候，他们在水烟馆碰面。
“夺走他们之前的日常生活，再给他们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贾马尔说。
贾马尔招募的人当中，除了博拉，还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一个斯里兰卡餐馆侍者、一个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美国人。他带给他们的“新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们。
在学校里，博拉日渐感觉自己被疏远，觉得同学和老师都是些“世俗的人”。回到家中，他同父亲店里的顾客发生冲突，每每有顾客前来，博拉便凑上去，把贾马尔的那一套说辞搬出来，顾客对此很反感。
后来，“兄弟”要求博拉捐钱。“这是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组织。”“兄弟”说。
这引起了博拉的怀疑。“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前前后后的事情，感觉自己陷得太深了，决定退出。如果不退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身处阿富汗或巴基斯坦某个地方的极端组织训练营了。”
博拉的担心并非多余。极端组织一直比较关注德国，“基地”组织的宣传视频显示，很多德国年轻人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地区接受训练，之后回到德国。
与此同时，贾马尔也在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变化，他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我。不久，他换了手机号，不再与之前的那些“兄弟”联系。
2010年秋，贾马尔和博拉在汉堡一家水烟馆里见面，这一次，没有了“洗脑”，他俩终于能轻松畅谈了。
